本文认为，论者所指出的中国法理学的问题更多是对法理学学科的创新与独立性还不足，还不能满足部门法学和法律实践的理论需求，学科还不够成熟。
还有一种情况是当事人知道试点项目，根据为了试点项目专门作出的规定，要求当事人表明其是否会考虑未来对既定诉讼进行视频录像。d.该数字反映了当事人提交给法院的诉讼表格情况。
如果当事人是政府官员，他们单位希望让诉讼程序尽可能公开。在接受问卷的180位法官中，其中有61％（110人）的法官回答了问卷（见附件C中的调查问卷）。视频录像副本须于庭审录像后10日内交予主审法官和陪审团，他们有30天的时间审查录像，并书面通知法院是否公布录像。一些工作人员提出，未来需要改进声控录像设备及其他技术，这样一来，工作人员操作录像设备以及审查和剪辑视频录像的需求就会减少或被淘汰。因此，不难发现，多数法官支持庭审录像。
如果我们使用大多数法官（即，在110位调查问卷的受访者中挑选55位或更多，其中一些人没有提供意见）作为我们的临界点，我们发现大多数法官认为，对证人、陪审员、律师或者法官的影响基本上是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来自希望参与但没有机会参与的法官） 唯一真正的危害就是扰乱法庭礼仪以及对参与者带来的压力。三是对于突发事件处理。
因此，需要继续强化派驻检察制度建设，并与其他监督方式相结合，共同建立规范监狱权力运行、保障罪犯权利的监督机制。监督流程的建立是为了规范权力的运作，减少检察人员自由裁量的空间，使检察人员合理行使监督权。派驻检察人员应当将要求整改的内容确立为下次巡视监区时的重点监督对象。第二，检察人员书面审查减刑资料。
（二）完善日常监督手段的行使方式 《监狱检察办法》中对派驻检察机构的日常监督手段予以规定，包括发出口头纠正意见、提出纠正违法及检察建议。因此，对罪犯采取减刑、假释措施以激励罪犯积极接受矫正，但同时需要对刑罚执行变更采取谨慎的态度，保障刑罚权的实现。
实践中，对于没有异议的，检察人员在出具书面意见时一般都会注明要求从严减刑，以提请法院注意减刑幅度。派驻检察作为监狱检察最重要的检察方式，其职责十分广泛，涉及监狱检察的各个方面。刑罚法律监督的立法完善[J].法学，2006，（8）：137-138. [[3]] 张永恩主编。在日常监管活动中，派驻检察机构也存在着监督滞后、主动性不足、应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在李某某非正常死亡案件中，派驻检察人员在告知亲属罪犯死亡原因后要求亲属在24小时内书面答复是否重新申请尸检检验，而《监狱罪犯死亡处理规定》第14条规定家属在接到通知后三日内提出异议，24小时的规定不利于亲属提出异议。在会议上，由监管人员对减刑情况进行说明（一般减刑评审同时针对较多罪犯，监管人员都是总括性的说明），检察人员在会议中就书面审查中发现的问题向监管人员发问，监管人员一般当场予以答复。在实践中，派驻检察员一般会通过询问罪犯、监管干警等了解情况，调查手段比较单一，应当将调查手段扩展到包含实地调查、鉴定等方式上。2011年《意见》提出五年交流轮岗的要求，在同年11月16日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派出派驻监所检察机构建设工作会议上重申五年轮岗的规定，以督促检察人员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39. [[10]] 罪犯的减刑卷宗中包含法院判决书、裁定书、执行通知、罪犯的年度评审鉴定表、日常记功表、日常行政奖励记分卡、罪犯思想汇报、小组鉴定（罪犯小组）、关于对服刑人员某某某平时表现的鉴定材料（监狱监管人员出具并签名）、重庆市某某监狱半年改造小结表、服刑人员个人总结、财产刑执行情况统计表等。刑事执行检察厅负责人提出要加强刑事执行检察信息化建设，加快研发和推行刑事执行检察业务应用软件，探索建立刑事执行检察业务综合信息平台。
为便于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工作的开展，对实践中认识不一的问题应当及时解决：首先，应当由法院、检察院、监狱管理部门等联合探讨假减暂案件中的疑难及认识不统一的问题，在上位法许可的范围内，制定相关问题的详细解释，通过下发文件方式统一认识。本文为高一飞教授主持的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司法公开实施机制研究》（立项号14AFX013）、最高人民检察院应用法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狱务公开基本原理研究》（立项号2017JCZD01）的阶段性成果。
出具的审查意见应当保留原件存档。为防止罪犯脱管，对暂予监外执行、假释的罪犯，应当将刑罚执行监督与社区矫正监督进行衔接，贯彻监督的连续性。* 高一飞，1965年出生，湖南桃江人，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21]]要达到检察机关对监狱的有效监督，必须强化监督的权力属性，赋予纠正违法及检察建议两种文书以强制力。对已经发出正式文书的，应当告知监狱的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其整改。派驻检察制度包含派出检察院或派驻检察室两种形式，一般为设置派驻检察室，到2015年底，全国检察机关共派出检察院89个，设置派驻检察室3396个，其中包括668个派驻监狱检察室。
近年来，监狱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形势日益严峻复杂，检察机关作为独立于监狱的监督机关，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积极参与，及时向公众公开信息，对防止监狱危机发生有重大意义。第三，建立派驻检察机构与监狱之间的常态联系机制与应急机制
面对众多可能的法律解释结果，只能是另寻他径。但这样一个开端，对现代诠释学发展的影响相对间接，所以本文还是从对《圣经》的解释开始谈起。
目的解释就是从法律条文制定的目的中获得适用范围。(一)解释《圣经》应尊重文本。
很显然，不同解释者的法律素养、司法体制、法律设定的自由裁量范围的大小、一个国度法律解释哲学是更加克制或者是更加能动、法律解释的传统以及人们对法治本身理解的差异等，都会影响法律解释者在解释过程中对法律意旨的判断和把握的最终准则。法律作为一个整体，应当是有一个共同的、单一的目标和追求。⑥于是，不同的学者采取不同的解释方法对《圣经》进行解释。(13)[匈]费赫：《现象学、解释学、生命哲学——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狄尔泰及雅斯贝尔斯遭遇》，朱松峰译，《世界哲学》2005年第3期。
(2)法律解释的目标，是由法律、立法者、法律运行机制、法律严密或简洁、法律漏洞的大小、法官裁量度的大小、法律认同的正义价值、时代理解的公正内涵等多元因素决定的。法律解释学的这样的探索和前进，就是为了克服法律解释中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克服解释的主观性。
换句话说，体系解释维持了事理上的一致性。首先，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
客观说认为，我们所遵守的是法律，而非立法者。反过来讲，法律解释所要追求的目标，是文本创作者与后来的文本解释者双方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共识。
面对这一难题，施莱依马赫所采取的是心理学的移情方法。在这样一个对《圣经》的重新认识和解读的过程中，人们认识到解读对于文本的重要性。(1)法律解释的目标，指的是解释者内心认同和追求的某一终极正义准则。②参见沈宗灵：《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2页。
可见，客观说认为主观说不仅仅无法遵守，而且有违法治精神。解永照(1977- )，男，山东即墨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其实，在主观说和客观说背后有更进一步的考量，解释是为了使得文本和解释适合这个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并不仅仅是为了主观或者是客观，这些只是为了实现解释之善(目的)的一个过程、步骤和手段而已。因而，对研究对象认识和把握的过程中，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不适用的。
尽管法律解释表现形式从认识论、方法论到本体论，研究的中心从作者、读者到文本，研究的角度从多元化、移情方法、超越个体的经验、视域融合到三位一体，但是，从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通过法律解释寻找立法者的意思或者是文本中存有的意思，以便实现法律解释的美德——法律解释的善，是法律解释一个最为重要和根本的目的，也是法律解释发展的动力和主线。目的解释者在解释过程中，可能认同的是立法者的目的，在此情形下，他同样会探求立法者的目的。